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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安徽快三
                                            发稿时间:2020-07-05 05:13:06

                                            第三,香港司法独立不能作任意解释。

                                            环球网快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再语出惊人。“99%的新冠病例完全无害”,特朗普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在白宫发表讲话,在没有提及任何根据下他得出的这个“结论”,再次引起关注。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尽管美国多州新增病例再创纪录,但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讲话时仍坚称他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进展顺利”。

                                            首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不是“三权分立”。

                                            李前大法官为他的观点列出三个理由。其一,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干预;其二,行政长官缺乏挑选法官时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其三,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不适宜独自挑选指定法官。这三个理由看似有些道理。可是它符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吗?答案是:不符合!理由如下:

                                            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司法独立”有其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在香港,这主要体现在基本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这就是说,司法独立就是指法官独立审判案件,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干涉,司法人员的履职行为不受法律追究。为了保障香港的司法独立,基本法规定了众多保障措施,包括法官任期保障、经济保障等。但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就有权拒绝来自其他方面的合法制约,司法机构并不因此可以变成一个自把自为的独立王国。司法机构如何组成,这就不是司法机构可以自行决定的,法官的任命权属于行政长官就是一个例证。更重要的是,尽管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终审权,但其司法机构仍只是一个地方的司法机构,它的案件管辖范围和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都由基本法作出明确限定。基本法第十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还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和解释必须遵从。话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重申,司法独立绝不是“司法独大”,更不是“司法至上”,翻遍基本法,找不到基本法是香港“小宪法”的依据,更没有赋予香港法院“宪法性管辖权”的规定,李前大法官是香港法律界、司法界的“领头羊”,应该知道言必有据,方为正道。

                                            最后我们想说,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之所以提出了一些违反基本法的观点,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是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共同宪制基础。要把香港的“一国两制”事业进行下去,首先是要把香港的宪制秩序及其基础搞明白,有共识,这是保证“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的关键。为此,就要认真地学习基本法,同时要认真地学习宪法。把宪法和基本法关系搞清楚,把中央和特区的关系搞清楚,这是每个打算以香港为家,建设香港新家园的人,尤其是掌握公权力且身居要职的人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我们希望,李前大法官及其响应者都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

                                            这里倒是必须指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在行政长官指定法官的过程中只发挥咨询作用,而绝不能把行政长官指定法官的权力变成“橡皮图章”。行政长官按照基本法对法官的任命权和按照国安法对法官的指定权都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或程序性的,在执行中不能变形,不能走样。

                                            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长官同时是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首长,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双首长”,须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所要负责的最主要事项,就是负责执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适用于特区的其他法律(不言而喻,其他法律包括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适用于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再看基本法第四章对特区政治体制作出的规定。这一章共分为六节,第一节是“行政长官”,第二至第四节依次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这表明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中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是香港特区与中央之间宪制关系的枢纽。按照上述规定,在香港,只有行政长官可以代表特区向中央负责。正因为如此,行政长官才被基本法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并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这些权力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机关首长可享有的。所以说,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